文：Lori Gottlieb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）丨转自微信公众号：mom（ID：xyzmom）

　　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，那就是诗人菲利普·拉金的话：“他们害了你，你爸和你妈。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他们的确害了你。”

当时，我生下儿子不久，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。脑中想着孩子，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。

作为一名妈妈，我很想做对。但是什么才是“对”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走进书店，立马眼花缭乱：布莱泽顿、斯波克，还是希尔斯？幼儿中心派、家长中心派，还是合作派？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？

好消息是，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、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·威尼康特看来，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，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。用他的话说，只须当一个“过得去的妈妈”就好了。

不过，过去所有研究都表明：如果给孩子的爱太少，几十年后，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（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帐单），坐在沙发上，靠着一盒纸巾，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，爸爸又没做到什么——每周50分钟，有时长达数年。

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，提供一种“矫正性情感经验”，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，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—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，更加体贴、更具共情的回应。

理论上是这样，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。

我遇到的特殊“病人”

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。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，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。

但是很快，我遇到了一个例外，这个姑娘20多岁，聪慧美貌，姑且称她为丽齐。丽齐有坚实的友情、亲密的家庭，和极度空虚的感觉。她告诉我，之所来咨询，是因为她“就是不快活”。她还说，令人沮丧的是，她找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。

她说她有一对“棒极了”的父母，两个出色的手足，支持她的朋友，极佳的教育，很酷的工作，健康的身体，漂亮的房子。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。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？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、怕犯错误、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？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“惊人”、觉得“心中总有一个空洞”呢？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觉“飘忽不定”呢？

我被难住了。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、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、爱贬低人、杂乱无章的照料者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
当我试图弄明白时，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：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。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，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，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，不能维持良好的［亲密］关系，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——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。

恰恰相反，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“崇拜”父母，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“最贴心的朋友”，从来都是有求必应，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（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），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。毕竟，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！

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。童年一般都不完美，那么，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，为何会如此迷茫、不自信？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。

但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。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，给他们“发现自己”的自由，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，接送他们上学放学，陪他们做作业，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，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，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（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），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，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（运用“逻辑后果”来替代惩罚）。

一句话，这些父母很“体贴”，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。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，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，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。

父母做的太多

是啊，我，还有无数同样的人，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，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，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。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，我们拼尽全力、精疲力竭，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、迷惑、焦虑。我读博士时，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，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，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，这些孩子又如何呢？

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，避免让他们不幸福，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？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·波恩说，答案可是肯定的。

在临床实践中，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、焦虑或者失望。当孩子长大，面对正常的挫折，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。

他说：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，刚刚倒地，还没来得及哭呢，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，抱起孩子，开始安慰。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。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，给她一点时间，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（“噢，我跌倒了”），让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，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，她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，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

这些孩子上大学时，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，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。假如，当孩子被石头绊倒，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，再去安抚她的话，孩子就学习到：“刚才有一秒钟挺吓人的，但我现在没事儿了。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，我能自己摆平。”波恩说，多数情况下，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，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，因为他们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援手。

哈佛大学讲师、儿童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表示，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，就无法发展“心理上的免疫力”。“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，”他解释说，“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，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。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、失败和挣扎。”

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·莫格尔，10年前出版了《放下孩子》一书后，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。她告诉我，过去几年间，大学招生部主任们汇报，现在“茶杯”式新生越来越多——他们是如此脆弱，稍稍碰壁，就有可能碎掉。“父母出于好意，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，”莫格尔评论说，“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。”

父母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呢

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。“即便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，你还是会经历不那么开心的时光，”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·布卢姆说，“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，才会有适应性。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，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。”

一个莫大的“如果”：布卢姆相信，我们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离开，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。不错，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、精力和财富，但那是为了谁？

“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，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，”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。我问他为什么叹气，他解释道，“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。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，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过多关注。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告诉你——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话，你应该知道问题已经很严重了！”

去年十月，在为《纽约时报杂志》撰写的一篇文章中，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瑞内·巴彻描述了送女儿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：巴彻本来想从其他身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，没想到人家正忙着给孩子的大学宿舍买冰箱，或者冲回家帮助中学生孩子关电脑。于是巴彻也不时去女儿宿舍，找各种借口挑剔女儿的寓友，以帮忙搬家为由待上很久，开始她辩解说是为了女儿好，但最终承认：“人家所说的‘直升机父母’就是我这种人。”

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。莫格尔说，每年开学时，父母们赖在校园里不走，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动用各种招数“驱赶”新生父母。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尾时加了一曲风笛演奏——第一曲带领新生到下一个活动场合，第二曲意在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。

佛蒙特大学聘用了“家长驱逐员”，专门负责把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。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“家长接待院长”，专门对付难缠的成年人。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，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，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。

肯德隆还观察到，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，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——更多陪伴，更多成就，更多幸福，在此过程中，无私（让孩子幸福）与自私（让我们自己高兴）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
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。“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的话，”肯德隆问，“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、让他生气呢，还是一起玩儿个游戏？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，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时刻喜欢我们，尽管有时侯让他们受不了。”

培养自信导致不自信

几个月前，我打电话给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、《自恋流行病》作者之一珍·图文齐。

她告诉我：

对于很多病人声称自己有过非常幸福的童年，但成年后对生活不满，她一点都不奇怪。当父母为了增强孩子的自信而总说孩子“做得好！”——不仅仅是孩子第一次自己学会穿鞋，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时都这么夸赞——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别。同样，如果孩子参加活动，仅因“努力尝试”就得到奖励的贴纸，那他永远都得不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（所有失败都被粉饰成“努力尝试”）。

图文齐说，自1980年代以来，在中学和大学里，孩子的自我评价指数日益上升。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会变成有害的自我膨胀，和自恋症如出一辙的自我中心和不劳而获感。事实上，大学生的自恋指数上升速度跟自我评价保持一致。与此同时，焦虑和沮丧人群比例也在上升。为什么会这样？“自恋者年轻时会很快乐，因为 他们是宇宙的中心，”图文齐解释说，“父母就像仆人，开车带他们参加各种活动，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。父母不断地告诉孩子，他们是多么特别，多么有才华。这给他们一种错觉，仿佛与其他人类相比，他们简直卓尔不群。他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，而是比所有人感觉都好。”

步入成年后，这成为一个大问题。“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，”图文齐说，“他们不知如何在团队里合作，不知如何面对限制。在办公室里，他们希望时刻得到新奇的刺激，因为他们的世界总是充满各种活动。他们不喜欢老板说他们的工作尚需改进。如果没有得到源源不断的褒奖，他们会丧失安全感。

上个月，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华盛顿做少年足球教练的投资家通话。他告诉我，少年足球队的一条规则是：不计比分。他当时感觉十分荒唐。他自身的运动员经历弥足珍贵，因为他不得不应对失利。“我想，要是不计比分的话，孩子们都会变成娇气包儿。”

后来他明白了这种规则的意义，因为有些孩子如果输得太惨，会悲痛欲绝。“我们不要孩子感觉太坏，不要他们感到压力。”他说。（当我对温迪·莫格尔复述这场对话时，她在电话那一头尖叫起来：“请让他们小时候悲痛欲绝吧！而不要等到上大学时再第一次经历伤心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让他们在足球场上经历多次伤心！”）再说了，教练不计比分，孩子们自己也在计算呢，这又怎么保护得了他们呢？

荒谬的是，父母刻意培养孩子自信的行为有时反而让孩子不自信。

当丽齐说她觉得自己不像父母称赞的那样“杰出”时，我一点都不惊奇。父母把她说得那么“出色”，她怎么可能做到？为了让她有安全感，父母不愿承认女儿的缺陷。“我数学很差，”当丽齐注意到自己比同学更难完成数学作业，曾这样对父母说。“你数学不差，”父母回答说，“你只是学习方式与别人不同。我们会请个家教，把信息‘翻译’成你能理解的模式。”

家教费尽心机，帮助丽齐把数学成绩提高了一点，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数学没有同学好。“我不是学习方式不同，”她对我说，“我就是数学很糟！但在我家里，你永远不会在任何方面差劲，你只是相对来说更擅长某些事情而已。如果我说我不擅长干某些事，我父母会说，‘噢，宝贝，不，你才不是呢！’”

温迪·莫格尔说，现在，“孩子要么有学习障碍，要么是天才，要么两者兼具，没有平庸之辈。”她1980年代刚开始做心理测试时，很害怕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。但现在，父母们宁可相信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，以便解释孩子不够卓越的表现，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本身资质普通。“他们认为，‘普通’不利于保护孩子的自我评价。”

选择与安全感

讽刺的是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自我评价无法预示一个人将来会感到多满足，特别是当自我评价来自不停地宽容和表扬，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。琼·图文齐说，研究表明，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持不懈、灵活适应和接受现实考验的能力，具备了这些品性，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。

但是现在，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。幼儿园老师珍妮对此深有感受，她举例说，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，她忙着签到时，孩子跑到一边玩，跟另一个孩子抢玩具。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，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。两人争吵了一会儿，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。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，也就接受了这种安排。

孩子没事儿，但妈妈不干了，跑过去讲道理，说“这不公平”，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。“你看，孩子本来没事了，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，但她破坏了这一切。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，但这种事时有发生，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孩子本来可以应付困难的，但他妈妈却火冒三丈，我只好花时间平息家长，尽管孩子在一旁玩儿得挺开心。”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兼母亲则说，这些年来，父母越来越多地阻碍孩子的发展。

“我看见这些父母如何对待孩子，而孩子一旦进了我的班，会经历巨大的重新适应。入学之后，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，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，因为在某些时候，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。但这要求孩子在家里也遵守同样的规则，否则他们会变得很乖张，因为他们不考虑别人。”这位老师还说，还有很多父母，自以为设立了规则，事实上却摇摆不定。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，家长先说不行，今天不买，星期五买。孩子纠缠、谈判，家长可能认为谈判意味着“尊重孩子的意见”，于是说：“好吧，今天买，但明天不许要！”

“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，问‘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？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？’我会说‘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，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。’”

巴里·施瓦兹认为，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，结果孩子不仅被惯坏了，而且简直瘫痪了。“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：有选择是好的，选择越多越好，”他说，“但这不是事实。”

在一项研究中，施瓦兹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。

第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油性笔中选1支，第二组则可以从24支中选1支。当一名不知情的幼儿园绘画老师对作品进行评价时，被列为“最糟”的多是第二组孩子的作品。然后，研究者让孩子选择一支笔作为礼物，孩子选完后，再试着说服他们归还这支笔，换取另外一个礼物，结果第二组孩子放弃起来容易得多。施瓦兹认为，这表明选择更少的孩子不仅更专注于绘画，而且更容易坚持他们最初的选择。

那么，这跟育儿有什么关系？施瓦兹说，它意味着，当选择更少时，孩子更有安全感，更不焦虑。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，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。

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，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：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。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所言：“当他们感觉丝毫不爽，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。”莫格尔说得更坦率：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，她称之为“残废的皇族”。

作为一名母亲，我对此再熟悉不过。我从来不对儿子说：“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。”而是说：“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？”周六我会说：“你想去公园还是去沙滩？”有时我的儿子因为我们必须去食品店而大发雷霆，我也不敢把他抱起来放进车里，而是给他选择。这样一来，没有选择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。

有一天，我告诉他：“穿好鞋，我们去xx商店。”他老练地问：“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？”我告诉他没有选择，因为我们必须去那个商店买一样东西。“我不能参与决定就不公平！”他精明地回答。他已经习惯了无穷尽的选择。

我小的时候，并不能每次都挑选吃什么，或者周末去哪里，我的同龄人也一样。可以跟父母协商到一定程度，我们也都很满足。等我们长大了，可以承担多种选择带来的责任时，再有选择也不迟。图文齐说，“在当今，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拿他们当大人，等他们18岁的时候，又拿他们当小孩儿。”

和许多父母一样，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，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。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，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，更加失去控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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